谷文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
他的身上有多重标签：南下干部、县委书记、林业厅副厅长、被下放的“走资派”、五个子女的父亲……标签背后，蕴藏着多少故事？作为一个在福建口耳相传了数十年的传奇，他事业的后继者们今天又如何看他？与他相识、相交多年的老同事和他的家人，现在又如何评价他？
为了这次“34年后的追寻”，春和景明之时，本报记者踏上八闽大地，一路追寻他随军南下后的足迹，试图与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灵魂对话。从他事业的起点东山县，到后来调任的省林业厅；从“文革”时下放劳动的宁化县，到恢复工作后的漳州市，行程千余里，采访六十余人，包括他生前工作地的干部、群众，他当年的老同事、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属。他们中，既有与谷文昌同时代的耄耋老人，也有不少80后、90后的年轻一代。
每一个受访者心目中，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谷文昌。历经岁月沉淀，记忆更为纯粹，理解尤为深刻，观察更为独特。
他们分别在不同年代、不同地方，以不同方式与谷文昌有过不同程度的“交集”。对谷文昌，他们有诉不完的衷肠，道不尽的思念。
后任者这样看——
“他是一个标杆，永远树立在我们面前”
陈家东（福建省漳州市委书记）
谷文昌担任县委书记的东山县，隶属于漳州。谷文昌最后的工作地龙溪地区，正是今天的漳州
说起来，陈家东与谷文昌有特别的渊源。当他还是福建省林校学生时，老师就经常讲到谷文昌以及东山的治沙造林。毕业后他曾长期在省林业厅工作，更深知谷文昌对福建沿海防护林建设的贡献。在漳州这个谷文昌精神发祥地担任一把手，让陈家东对这位跨越时空的好干部有了更多了解，肩上责任更重。
谷文昌精神对每一位党员干部来说，既是跨越时代的一座精神丰碑，又是具体可学的行动指南。“尤其是领导干部，更要先学一步、学深一步，努力走前头、作表率，成为党和人民依赖的‘四有’良将。”陈家东反复提及。
在他看来，谷文昌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，仍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强大的生命力。“每一位领导干部，都应该对照着谷文昌这面镜子，时时问一问：是否像谷文昌那样，千磨万击还坚劲，始终心中有党，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，做到对党无限忠诚？我们是否像谷文昌那样，牢固树立群众观点，始终把群众的困难疾苦、安危冷暖挂在心上，着力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，让群众更多一些‘获得感’？我们是否像谷文昌那样，心中有责，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，敢于并善于应对各种风险挑战，把加快发展漳州的重任牢牢扛在肩上？我们是否像谷文昌那样，心中时刻高悬党纪国法的明镜，坚持思想不松防线、行为不碰红线、做人不越底线，做到干净干事、清白从政？”
对漳州来说，如何把谷文昌精神这一宝贵财富传承好、发扬好、运用好，如何把学习弘扬谷文昌精神与即将开展的“三严三实”专题教育活动结合起来，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，既是对中央“从严治党”的一个具体贯彻落实，也是漳州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。
“谷文昌是永远的镜子，也是永远的标杆，永远树立在我们面前。”陈家东无比感慨。
黄水木（福建省东山县委书记）
他是谷文昌之后的第十八任东山县委书记。今年1月12日，在全国县委书记培训班座谈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向他关切地问及东山，并深情谈起谷文昌
黄水木清楚记得1月12日那天，习近平总书记与县委书记们座谈时的情景。
他是当天的6位发言者之一。当他讲到“先祭谷公，再祭祖宗”这一东山民俗时，总书记插话询问：现在还是这样吗？
“更加如此！”黄答。
随后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叮嘱大家要做心中有党、心中有民、心中有责、心中有戒的“四有”书记时，又一次深情谈起谷文昌，并回忆起了东山岛的沙滩和草木。
“总书记对谷文昌真是念念不忘，对县委书记这一群体寄予了殷殷厚望。”黄水木感慨。“我体会，评价一任县委书记的标准，归根结底，就是要做到政声人去后，丰碑在人间。”
早在1990年，东山县就作出学习弘扬谷文昌精神的决定，其后多次开展学习弘扬谷文昌精神活动。
“距谷文昌时代已经几十年了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，条件不同了，任务不一样了，方法方式要更新了，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会变，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工作作风不能变。人民对老书记的思念、缅怀，正是对今天党员干部的期待。作为东山的领导干部，我们有责任把谷文昌精神守护好、传承好。”
黄水木深感“责重如山”。
沈志雄（东山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部长）
受组织委托，他逢年过节要去看望谷文昌家属。他也是东山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负责人
思想上一尘不染，行动上才能一身正气，身后才会有一世清名。谷文昌用他的言行，证明了这一点。作为组织干部，沈志雄对此深有体会。
担任东山县委组织部部长4年多，沈志雄经常陪同客人参观谷文昌纪念园，“每来一次都是精神上的洗礼。每来一次，都觉得常学常新。”
“谷文昌的事迹，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。东山县的干部群众提起他，哪个不竖起大拇指赞？人民群众对他的热爱，是发自肺腑的。”他说，谷文昌这位共产党的优秀好干部，在任何一个时代，都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拥戴。
根据组织安排，沈志雄负责与谷家联系，谷家家风、谷家人的本分与自律，让他屡屡感动、震动。谷文昌妻子史英萍老人在世时，每年谷公忌日，她会带着孩子来东山。东山方面每次也做了很好安排，包括安排车、人去漳州接送，“我经常完不成任务，没少挨大家批”，因为老夫人怕惊扰当地领导和群众，总是刻意避开，悄悄来，悄悄走。去年，94岁的老夫人因病去世。今年春节前，按照惯例，东山县委组织部要慰问老书记的家属，结果，谷家子女言辞诚恳：以后别来了，母亲既已去世，作为子女，不应该再享受县委慰问的待遇。
黄小胖（80后的大学生村官）
2013年大学毕业后，他来到东山樟塘村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
在80后大学生村官黄小胖眼中，谷文昌并不“遥远”。
他从小在东山铜陵镇长大，一直听父辈讲述谷文昌的故事。每当清明节，常和同学们一起到谷文昌陵前扫墓，在乡土教材里学到了谷文昌的事迹。前年大学毕业后，小黄来到樟塘村当了一名大学生村官，对谷文昌有了更多了解，对谷文昌精神也有了更多思考。
一年多的村官经历，小黄对谷公“不带私心搞革命”的党性、“一心一意为人民”的作风，感慨尤多。“群众路线，确实是我们党的传家宝。无论做什么工作，都得依靠群众、相信群众。”
面对谷公，青年基层干部学什么？小黄说，传承谷公的为民精神，一切事情以群众利益为先，多为群众排忧解难，让这种精神跨越时空，历久弥新。
身边人这样说——
“他是真正不带私心、一心一意的人”
林木喜（东山县委原组织部长，已退休）
在谷文昌担任东山县委书记期间，他长期在谷文昌身边工作
“心中有戒，戒的是权力滥用，惧的是法律法规，畏的是党和百姓。这是对党员干部用权的底线要求。而谷书记做到的何止这些？”长期工作在谷文昌身边、后来成长为组织系统优秀干部的林木喜，对此感受格外深。
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干部要守规矩，谷书记就是最好的典型。”他说，“他甚至给自己定了不少在别人看来不近情理的规矩。正是这些，让老百姓更加敬仰、热爱他。”比如，他压住爱人工资不许调，一压便是32年，直至他去世3年后才长一级；他招收别人进单位，偏偏不安排符合条件的自家子女入公职；哪怕仅是单位的一辆自行车，也不许孩子们碰一碰，只是因为它姓“公”；小儿子高中毕业符合招工政策想留在漳州，他偏要儿子下乡当知青，因为“我不带头，怎么说服别人？”儿子想到东山下乡，他不同意，“都知道你是我儿子，会关照你，你得不到应有锻炼”……
“像谷公这样‘不近情理’，对领导干部和他们的家人来说，可能标准太高、要求太严了。”老林感叹，“但权力的底线，却是任何一位党员干部必须守住的。要懂政治规矩，要讲党内传统。”
林木喜坦言，自己受谷公影响很大。
在他担任县委组织部部长期间，遇到过不少“考验”。老林有三个兄弟，家族里有60多人。家中出了个组织部长，很多亲友希望“适当关照”一下。
“这可不行。我是在谷公身边呆过那么长时间的人，必须以谷公为镜。”像谷文昌一样，老林给家人也立下“规矩”：在他担任组织部长期间，坚决不让自己的家人参加公职考试。
“我跟他们讲，就算你们是凭自己本事考上的，别人也会说是因为我的缘故。举贤不避亲，但作为组织部门的领导，必须避嫌。这是谷公教给我们的规矩，也是我们党的干部必须守的规矩。”
让林木喜坦然的是，刚开始，他没少受家人抱怨，但到了今天，家人却表示很理解、很支持。“这是谷公给我们留下的最大财富——不为私利者，自己和家人一辈子活得踏实，过得坦荡。”
张瑞栋（宁化县水利局退休干部）
谷文昌当年下放宁化县，担任隆陂水库建设总指挥时，张瑞栋在那里认识了他
上世纪70年代初，由国家批准立项的闽西北山区第一座中型水库项目——隆陂水库在宁化开工。动工7个月了，村村都抽调了劳力，可进展缓慢。下放在此的谷文昌，被县里“点将”担任了总指挥。
“按说，县革委会下达给他的任务，就是要求进度，以老谷当时的身份，肯定得求速度。可老谷这人，正！”张瑞栋一脸佩服。
两件事让他印象深刻。一次，有民工从两公里外的料场推来一车腐殖土，准备倒在坝上，技术员不同意，认为会影响水坝工程质量，与民工争执起来。吵到谷文昌那里，老谷坚决站在技术员这边，并说：“一车土是小事，水库是百年大计，质量第一，来不得半点马虎。”至今回想，张瑞栋直竖拇指。“那是什么年代？技术员是臭老九，老谷自己还是走资派，可他根本不管这些，实事求是，尊重科学。”
另一次，与安全事故有关。有位民工在施工期间不幸身亡。谷文昌不仅在施工现场主持了3000多人的追悼会，追悼会一结束还主动向上级写报告，要求上级党委给自己纪律处分。
“这个老干部正气得很，从不计较个人荣辱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总是把党性、把群众、把工作放第一位。”张瑞栋说，修水库那大半年，老谷与大家同吃同睡干同样的重活苦活，感动了全部技术员和民工，没人不愿卖命干活。最后，水库不仅提前建成了，为农田灌溉发挥了巨大作用，而且，40多年过去了，没有发生质量问题。
谷豫东（漳州市园林服务中心主任）
谷文昌最小的儿子
在谷家兄妹的记忆中，父亲的严，不是“凶”出来的，“他甚至很少大声批评人，总是耐心地跟你讲道理。”已经年近花甲的谷豫东说，“但不能做的事，他一点不退让，而且总有办法把大家的思想工作做通。”
谷豫东领教过父亲难得的一次发火。
高一时，父亲已经从下放地宁化回到龙溪地区任职。那时候物资匮乏，买啥都得凭票。高中男生，起哄买烟，有人怂恿豫东：“你爸不是官吗？他们有买烟指标。”豫东攥着凑起来的钱奔小卖部，“我爸是某某，让我买包烟。”果然管用。
父亲后来得知此事，大怒。不仅狠狠训斥，还领着儿子，到小卖部向阿姨道歉，检讨自己没管教好。“爸爸认为，我打着他的旗号，就是有特权思想。”谷家子女也进一步明确了家规：不允许揩公家一点油，不允许沾父亲一点光。相反，为支持父亲更好开展工作，无论是正常的招工转正、提级升职，还是上学参军，谷家子弟一律“先人后己”。
“但父亲绝不是不近人情的人。”谷豫东眼里满含深情。
那年，高中毕业后的他，想按政策留城当工人，父亲不同意，动员他带头下乡，还不许他到东山，怕当地人照顾他。谷豫东失望极了。
临行前几天，父亲请来一位朋友，为全家拍了一张合影。这也是谷豫东与父母第一次合影。出发前一晚，谷文昌早早结束手头工作，赶回家帮儿子整理行装。
“爸爸每次出差，都是母亲替他收拾行李。可这次爸爸硬是坚持帮我打理。他上了年纪，腿脚不利索了，还是忙上忙下。”望着父亲蹒跚的身影，谷豫东感受到那份深藏的爱。
“父亲的爱很深沉。他让我们一辈子都踏实、稳定，兄妹间、祖孙间亲密融洽。”谷豫东对此很满足，“这才是平凡的幸福，长久，珍贵。”
谷宇凤（漳州市芗城区新桥办事处副主任）
谷文昌的孙女
打小，谷宇凤一直跟着奶奶史英萍生活，耳濡目染，听到了很多爷爷的故事，也感受着这个家庭的家风。“很骄傲，但压力也大。”她笑起来，“奶奶生前多次说，不能给爷爷，给谷家丢脸啊。”
大学毕业后，谷宇凤先在漳州石亭镇工作，后到了街道办事处，现在负责计生工作。
她把爷爷当作精神支柱。“工作中碰到很多困惑和委屈，奶奶在世时，我向她吐槽，奶奶、爸爸他们就说：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，就没什么好抱怨的。要像你爷爷一样，不管如何，都要把做好工作，当做第一大事。”
“爷爷是我的榜样，也是我的老师。”她经常翻出有关爷爷的各种报道，体会爷爷那代人怎样做工作，反思自己还有哪些做得不够。
她把爷爷当作人生目标。在她看来，爷爷之所以到今天仍被纪念、学习，受到敬仰、爱戴，就是因为他把一生奉献给了他的理想、信念和事业。
“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。”谷宇凤说，不论岗位在哪里，不管职务是什么，奉尽人生、忠于信仰，“这是我的目标，也是纪念爷爷的最好方式。”
研究者这样讲——
“他的精神，跨越时空、历久弥新”
黄石麟（东山县谷文昌历史研究会会长）
东山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，退休后，致力于谷文昌精神的研究
说起谷文昌，黄石麟根本停不下来。“越了解谷公，越觉得这个时代尤其需要他这样的人。”
“这样的人”是啥样？为难老黄，只许说一条，老黄想了想，“谷公和群众总是保持着血肉联系。”
“谷公一直认为，无论是带领大家治理灾害，还是艰苦创业脱离贫穷，抑或是当时新政权面临的各种困难挑战，纵有天大困难，只要依靠群众、相信群众，就没有做不成的事。”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资金困难、设备简陋、技术也不先进，但治沙也好、种树也好、修筑海堤也好，这些在很多人看来“都不可能”的事，谷文昌任上都做到了，至今福泽东山。
“为什么能成功？”老黄自问自答，“原因很多，有一条：谷公特别明白，自己入党是为了什么，干革命创事业到底为了谁，要依靠谁。如果没有他的战友们、班子成员的支持，没有东山群众的理解支持、响应参与，谷公纵然再有理想、再能吃苦，怎么可能做到？”
解放初期，国民党逃亡时抓走东山岛上4000多壮丁，留下许多孤苦伶仃的老人妇女，谷文昌力主建议，别把这些家属当“敌伪家属”，他们也是失去亲人的受害者，是共产党要救出苦海的老百姓，这才促成了从“敌伪家属”改为“兵灾家属”的政策。这项德政，不仅让每个东山人，以及他们的后代念兹在兹、感恩不尽，也是体现谷文昌为民情怀、敢于担当的经典案例。不过，在研究者黄石麟看来，“这样的案例，多得数不清，谷公也因此聚拢人心，有了最强大的动力和支撑。”
老黄特别欣赏谷文昌的一个“群众观点”：不能随便污名群众。“谷公绝不轻易下结论谁是‘坏分子’，谁是敌人，谁是刁民。他经常说的话是，就算有坏分子，那也是我们工作失误造成的。”
“有这么把群众当亲人的共产党干部，群众怎么会不跟共产党一条心？”
李秀菊（东山县委党校教师）
东山县党校“谷文昌精神专题课”教员
2013年起，按照学校部署，李秀菊担任了“谷文昌精神专题课”教员，负责给村官培训班、青干班授课。
讲课的过程，是一个不断了解的过程，也是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。
“很多学员问我，为什么要学习谷文昌？他毕竟是一个上世纪的人物。我总是通过谷文昌的一些小故事来打动大家，因为小故事里蕴含着大道理。因为信仰、忠诚、责任，就蕴藏在一言一行中。”
社会上，尤其是干部队伍中，普遍存在着浮躁之气，特别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，尤其需要像谷文昌一样对党忠诚、信念坚定。李秀菊常讲一个故事：1969年，谷文昌全家下放宁化劳动，妻子觉得有些委屈，我们为党做了这么多，还落得如此下场。而谷文昌则说，当初南下时，我们的目的就是解放全中国、建设共产主义。个人的境遇又算得了什么？
“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能失去信念。谷文昌在逆境之中，在遭遇挫折时，依然信念坚定，这种品质，令人敬仰。”
李晋榕（福建解放军长江支队历史研究会副秘书长）
曾参与搜集、撰写谷文昌事迹
和谷文昌一样，李晋榕的父母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的成员，即通常所讲的“南下干部”。
“谷文昌高风亮节，让人敬重。但他不是一个突兀的高峰，而是矗立在高原的山峰。”李晋榕说，那一代共产党人，有着共同的品质：远大的革命理想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，绝对忠诚的党性。“他们把个人的名利、地位看得很轻，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很重，真正做到了不带私心、全心全意，为人民服务，做人民公仆。”
长江支队的三代、四代们聚在一起，也会争论：“老一代”固然可敬，但现在都市场经济了，“大公无私”怎么可能？
“回到谷文昌时代，确实不可能、不现实，也不是今天我们呼唤谷文昌的目的。”李晋榕很客观，“但有些东西，无论任何时代都不能变，比如立党为公，比如执政为民。比如真抓实干。‘先公后私’应该做到，‘公私分明’必须做到。很多东西，就是必须守住党性原则，守住权力底线。”
谷文昌的声名在东山代代相传，让李晋榕感慨万千：你给老百姓做好事，老百姓会记你一辈子。“这个关系，就这么简单直接。”
“与父辈那个时代相比，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一定不能忘了我们从哪里来。今天呼唤谷文昌，就是呼唤共产党人的好作风、好传统。”李晋榕说。
